《巴哈伊图书馆》
(1/2) 人类的诞生：超越宗教传统主义和唯物主义现代性
————第29届哈桑·巴尤兹(Hasan M. Balyuzi) 纪念讲座
The Birth of the Human Being:
Beyond Religious Traditionalism and Materialist Modernity
作者：纳德-萨伊迪 （Nader Saiedi）
译者：苏英芬
根据巴哈伊信仰的世界观，我们已经到达一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转折点。
这个转折点就是人类的诞生。在本文中，我将首先定义我所说的“人类的诞生”及其对立概念，即非人化的逻辑。然后，我将在巴布、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的著作中追溯这一思想的发展。
人类的诞生
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主要是一部非人化的历史。
我们人类既不视他人也不视自己为人类，因此，我们将彼此视为物体和动物。非人化乃是把人类还原至自然、物体和肉体的层次。然而，人之所以为人，应该是由其意识、理性、灵性力量和完美来定义的。
我们可以从两个人类诞生的象征物讨论起.。
首先是埃及文化的古老象征 —— 狮身人面像（Sphynx）。这个神秘的象征物已被人们以各种方式解读过。
但从辩证的角度看，狮身人面像是代表着人类历史的意义和目的。
狮身人面像的身体是动物，它的脸是人。换句话说，历史的目的是在见证人类脱离自然的领域。人作为自然存在物, 乃是意识、灵和道德属性的实现之载体。
人脸——象征着理性和灵性—— 从肉体和生物的背景脱壳而出, 乃是人类真相的显现。
不幸的是，纵观历史，我们却并未将人类视为有着一张“人脸” 的生物; 反而只是一种作为自然界、生物界和动物界的存在物。
第二个象征是巴哈欧拉的圣作里所制定的现代原则.。祂提出了一个人类的新定义，并通过讨论人类的荣誉、 道德和身份的真正基础, 进一步阐述该定义:
今日凡献身于服务全人类者乃真正的人。
圣尊曰：凡挺身促进地上各民各族的最大福祉者乃受福佑之人。
勿以爱自己的国家为荣，而以爱全世界自豪。
地球乃一国，人类皆其民。 （《巴哈欧拉书简集》）
在上述宣言中，巴哈欧拉将人类定义为不是以统治意志，而是以致力于全人类的普世利益为特征的人。服务的普世性取向是人类的定义性特征。在这个表述中，（传统上）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为生存而斗争的丛林的达尔文主义之社会和政治性阐释, 被人类一体的意识、为全人类服务的态度以及非基于亲属、血缘或习俗的自然主义者的联系之道德感所取代。
因此巴哈欧拉立即确定了一种新的道德观。
社会学家杜尔干 (Durkheim) 认为，道德的界限是社会族群的边界。人类总是以自己的群体作出集体性的认同，而在行为上对局内人和局外人遵循着道德上的双重标准 。
局外人乃是陌生人、物体或敌人, 对局外人的统治、奴役、掠夺和谋杀均被视为英勇的道德行为。事实上，前现代时期对人类的定义，主要是基于人类作为某特定社区的成员及其对群体的自然归属感的概念。
然而，这种“社会归属感” 是基于自然主义的情感、亲属纽带和日常生活互动的习惯。这种自然主义的道德, 变成了对抗别的群体的集体性暴力的约定。
巴哈欧拉摒弃了前现代时期对人类的定义，提出了一种基于普世性和理性的人类概念的新道德感和荣誉感。我们如今要脱离自然感受的领域，进入灵性领域。当今的世界，荣 誉不再属于爱自己国家的人，而是属于全人类的人。这样一个新颖的框架需要一个新的身份概念，在这个概念中，人类不是根据与他人的对立来定义的，反之, 是仰赖相互依存和共生认知来定义的。整个地球成为一个人的家园和邻里: 地球乃一国，人类皆其民。
纵观人类历史上各种形式的压迫都表明, 多数形式的压迫都是把人贬低到自然界层面之产物—– 把人当成物体和动物来对待。例如，印度的种姓制度就是一个极端形式的例子。
它所表现的阶级和地位不平等的文化, 也存在于这个星球上的各个角落。种姓制度将人类贬低到其自然和生物层面，即一个人的权利、价值和机会是由其出生家庭的生物学之偶然所决定的。
一个人出生在一个特定家庭, 就决定了这个人的身份、真相和价值。种姓制度所欠缺的乃是对人类作为灵性存在所具有的意识和理性的认知。同理，任何一个社会的个体, 如果其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父母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话, 那么，那个社会就是个去人性化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个人不是依据他的人性特征被对待，而是根据他们的出生家庭注定了他特定的社会角色。
种族主义是这种非人性化的另一种形式。种族主义主要是把人的价值、身份和社会权利降低到由一个人的肤色所决定的文化和意识形式。如果不将人类贬低到自然界、生物界和物质属性的水平，种族主义的意识是不可能存在的。
父权制是另一种去人性化的普遍形式。
它归根到底是一种系统化的去人性文化，其中的价值观、价值和人的权利取决于其特定的生物性别特征，即男性或女性。父权制意味着系统化地不承认人类是人、是灵、是意识和灵性力量。
另一种极端的去人性化形式是奴隶制。
这种曾经有系统地存在于西方和东方的奴隶制，无非是将人类贬低到一个物体的层面，这种“物体”缺乏意志和意识, 可以在没有他或她同意的情况下, 由奴隶主的意志来操纵、拥有和对待。这是马丁-布伯（Martin Buber） 称为”我——它关系” 的极端形式。
然而，还有许多种形式的去人性化过程, 在人们的意识中是如此习以为常和根深蒂固，以至于他们的去人性化逻辑很难被察觉。在这些将人降低到物体层面的制度化形式中最具影响力的，乃是现代世界最强大的认同基础，即国家/民族主义。现代国家/民族带来一个概念，即有关个体成员会被赋予一些国家公民身份的权利。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国家/民族主义似乎是一种人性化的力量。然而，这种国家公民身份虽然成为一种赋予权利的力量，它也同时成为一种排斥权利的力量。
社会学，本文作者的研究领域，一直很有兴趣研究各种形式的不平等和压迫行为。然而，由于其 19 世纪的遗产，总是使社会学把社会与邦国相认同。
因此，社会学理论主要是针对国家/民族的研究，而无视于这些国家‘民族彼此之间的关系。因此社会学先入为主地只专注于从阶级、性别和种族不平等的角度来解释压迫。
这种方法的问题在于，在我们全球化的世界中，人类社会不平等的最重要基础是民族/国家公民身份。 公民身份——而不是一个人的阶级地位、种族或性别——乃是当今一个人生存机会的最有力和最有效的预测指标。 如果一个孩子纯属偶然地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国家，他或她就有权享有各种权利，这些权利将决定该孩子获取世界资源的前景。 然而，如果一个孩子再次由于纯粹的、在道德上毫无意义的自然概率而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国家，那么这个孩子将被剥夺获得各种资源的机会，并且可能永远没有机会摆脱贫困。 换句话说，民族/国家主义将人类归结为他们的出生地，并根据这样一个自然变量来定义他们的权利。 然而，这种不平等、排斥、歧视和压迫的根本基础被人类认为是公平、正常和自然的。 事实上，现代人类最大的虚伪是，他们大谈不可剥夺的人权，却同时认为民族/国家主义对基于公民身份的权利和机会排斥是正常、自然和公正的。
从巴哈伊的观点看，所有宗教的真理都是拒绝一种非人性化的文化。然而，过去宗教的追随者通常都无法理解自己宗教的属灵真理，因此他们的历史也沦为另一种非人性化的经历。
一百年前，当阿博都-巴哈从监狱中获释后，祂前往埃及、欧洲和美国，为东西方不同地区的人带去这种宗教的人性化信息。在祂的演讲中，祂常强调对旧宗教观念的新解释。
阿博都-巴哈经常提到《托拉经》(犹太教圣典）开头的这段话：
“上帝在其中宣布祂‘按照我们的形象’创造了人类（创世记1:26)。”《旧约圣经》中的这句话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里都被接受和得到证实。然而，这一基本声明的演进本质只有阿博都-巴哈才能揭晓。据祂介绍，人类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这种讲法是在呼吁我们要拒绝一切形式的去人性化。例如，一个真正相信人性化的人，能同时也相信父权制并认为男性优于女性吗？答案是绝对否定的。原因是根据以上这个陈述，人类的身份和真相是由以下所定义的：
他们的灵性本质，即人类是上帝的形象这一事实。
父权制降低了人类的权利、价值和社会地位，只认可它们生物学和生殖方面的特性。也就是我们相信上帝也是一个肉体，而且具有男或女的性别时，此举才有意义。但事实上，上帝是超越任何这些生物和自然特征的精确定义的。因此，如果一个人相信《圣经》的陈述，他或她必然会发现父权制与人类的真相不符，因为我们被定义为上帝的形象，而不仅是作为物质、生物或物理的对象。种族主义、种姓制度和奴隶制也是犯了这同样的错误。
事实是，在犹太教、基督教和穆斯林国家的历史中，他们似乎都经常拒绝自己信仰里的这一中心原则。
阿博都-巴哈邀请西方和东方人民，要他们认识到其信仰的真理所在以据此行事，同时要寻求种族主义与人类灵性定义的矛盾之解决。
阿博都-巴哈说：“根据《旧约圣经》，神说：‘让我们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 这表明人是拥有神的形象和样式的。 ”
现在让我们更具体地寻找，人既然具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那么他可以达到这个标准是依据什么方法测量和估计的？这个标准只能是在他身上显露出来的神圣美德。我们可以应用种族肤色的衡量方法，并说那个人具有的某种皮肤色调——白色、黑色、棕色，黄色、红色——乃是造物主的真实形象吗？我们必须得出肤色不是判断标准和估计的结论，它不是重点，因为颜色本质上是偶然的。人的灵和智慧才是本质，那是属天德性的彰现、上帝仁慈的恩赐、通过圣灵而获得的洗礼和永生。因此，众所周知，肤色或种族无关紧要。 人不是仅仅因为身体属性而构成人。上帝衡量和判断人的标准是根据人的灵（spirit）和智慧 (intelligence) 。 （《弘扬世界和平》）
《圣经》里的陈述最终是把人类作为不仅是物质、自然、生物、或物理的实在，而主要是灵性存在的意识之定义的确认。
巴布的著作为人类诞生的概念奠定了基础。本论文中，我将就巴布的使命和著作中这种新的概念取向，举三个示例讨论。
第一个乃是关乎巴布的宣示和殉道。
依我判断，人类诞生的思想是所有巴哈伊思想的本质。然而，这个新灵性文化的开始可追溯到那第一个夜晚，即巴布宣示的当晚。在这个夜晚，一位年轻的设拉子商人提出了一个新的宗教和启示概念。
传统上，宗教被视为上帝对人类的独白。
即任何天启，都是神意任性强加给人类的，这种神意与人类和历史的发展无关，因此它是不能改变的。而宗教的起源时间被确定为先知意识到祂先知身份的时间，亦即这是上帝和祂的先知之间对话的结果。
然而，1844年5月22日当晚信仰的诞生是不同的。
根据巴布的说法，这不是祂意识到祂先知使命的那晚。后者（译注：对其先知身份的觉察）较早前就已发生，但它并不标志着一个新宗教的开始。
该新宗教是在上帝与人类之间展开对话而开始的。
亦即上帝通过祂的先知（巴布），与一个已经准备好接受祂的信息并成为祂第一个信徒的人（穆拉 侯赛因 Mullá Husayn）而开始的。
这意味着此新天启不是上帝随意强加于人类对象的专制意志。反之，此新天启是发生在上帝和人类之间的一个过程。
神的新启示是根据人类的需要和发展阶段来定义的，因此天启总是一个动态的互动过程，这意味着永远不会有所谓的最终（最后一个）天启。这里人类以灵性存在者的形式出现，参与宗教的创造。宗教是人类进步的手段，而不是静态的、随意的和不可逆转的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东西。
巴布圣道的开端代表了人类以上帝的形象出现所进行的对话逻辑之实现。这样一个对话方法构成了此新的灵性文化之精髓。
同样逻辑也明显表现在巴布的殉道中。和以前的天启周期不一样的是，巴布决定与一个凡人—祂的信徒（译注：阿尼斯）— 一起殉道。因此，巴布的殉道代表了一个巴布的身体和祂信徒的身体不分彼此地联结在一起，即祂的身体出现在祂弟子的身体里的那一刻。殉道前一夜，祂信徒的意志已消亡于巴布的意志里，而殉道发生的那一刻就是以肉体的方式实现同样意志的合一。
巴布的殉道不是对巴布的否定或消灭反之，它是以一个代表神的形象、灵性完美的新人类之诞生的形式，对祂的真理作出的至高宣示。
第二个示例乃是反映在巴布一个深奥的原则里，即上帝之显圣者的真相之至高明证，神迹不是出自自然现象，而是灵的作为。因此，与自然主义和传统观念中神迹是神存在的证明不同，对巴布来说，上帝的至高奇迹属于灵界，亦即，它是象征了上帝的道、一种新世界观与创新文化的同时临在。因此宗教的目的和功能是由圣言（Word）、意识（consciousness）以及理性(reason) 所界定的。
但如我们之前所见，圣言（Word）的启示不是上帝对某个人类对象的直接独白。反之，新天启乃是承认人类为宗教伙伴 (partner) 的一种至高对话。这也是天启的真理之至高明证，它变成天道，亦即必须为人类的意识所挪用、理解、阐释以及认可的理由所在。
最后一个示例是，巴布将祂宣示的那个历史性夜晚定义为“复活之夜”。巴布以这种方式彻底地改变了“复活” (Resurrection) 的传统观念。在巴布之前，复活的概念已然成为另一种人类的非人性化形式。人类的终极命运，亦即定义了他们的真实身份和完美状态，并构成他们最后奖赏的，乃是天堂。
然而，先前各宗教的追随者都从字面上误解了他们经文中的隐喻。其结果就是将人类的最终报偿定义为当今世界有性无爱的无休止的肉欲追求，和不工作、无所创利、贪得无厌的消费和享乐主义的意识。这种将人类贬低到动物水平的终极结果，被理解为人性的真相、命运和完美人生的实现。
此外，复活日的传统观念也是历史终结的理论——它是剥夺人性的另一种策略。巴布提出了不同的辩驳。天堂变成人类灵性不断进化的新阶段。发现新的价值观和精神文化才是过往文化的复活之定义。人类被定义为灵，被定义为有灵性能力者，他们的天堂也和这种灵性过程分不开。
天堂乃是我们灵性潜能的实现过程，也是达到上帝尊前的真正含义。
巴布不仅将天堂和地狱的概念扩展到人类，也将其延伸至万事万物。万物的天堂乃是实现其潜力的阶段。地狱乃是它被剥夺了这种实现的机会。万事万物都有权利达到它们的天堂境界，人类的责任乃是尽最大可能，确保万事万物都能实现它们的天堂。 换言之，人类的超越自然，变成了维护自然的圣洁与保护环境的过程本身。
（未完待续）
（资料来源：作者为第29届哈桑·巴尤兹(Hasan M. Balyuzi) 纪念讲座所发表论文
The Birth of the Human Being: Beyond Religious Traditionalism and Materialist Modernity.
https://bahai-library.com/pdf/s/saiedi_birth_human_jb
（2023.08.18）
萬物合一的時代！WE ARE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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