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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伊图书馆》

【人性】

(2/2) 人类的诞生：超越宗教传统主义和唯物主义现代性

The Birth of the Human Being: 

Beyond Religious Traditionalism and Materialist Modernity 

作者：纳德-萨伊迪 （Nader Saiedi）

译者：苏英芬

巴哈欧拉圣作中的人类诞生

对人性诞生的最复杂、最明确的确认，存在于巴哈欧拉的圣作中。

很明显，几乎所有困扰人类的主要问题的根源，都是人类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把自身降低到自然、肉体、物体和工具水平的结果。用灵、理性、爱和其他精神属性来定义人类，需要有一个由三种原则组成的视角来看待问题。

首先，是对人类的灵性定义，即拒绝将人类降低到自然或生物学的水平。

其二、人的灵性定义必须将人理解为一种历史性存在，而拒绝将其简化为传统主义者的自然主义逻辑。

最后，将人定义为理性和灵性的存在者，需要对人灵具有一种对话式的理解，且拒绝将人降低到为生存而斗争的自然层面。

人性化世界观的这三个原则对应于巴哈欧拉圣作里的三个核心原则。正如作者在《道与文明》（ Logos and Civilization ）中所详细介绍的，这三个原则构成巴哈欧拉圣作的编年史。

早期在巴格达的著作中，巴哈欧拉使用神秘主义的语言和范畴以强调人类实在的灵性着眼点。

第二阶段始于巴格达后期，一直延续到伊斯坦布尔和亚德里安堡期间，巴哈欧拉强调了历史性意识的原则，将人类定义为一个参与建设不断演进的文明之动态和进步的实在。巴哈欧拉对传统主义，包括宗教传统主义的批判，是祂的历史性著作《笃信经》的中心思想 。

在祂始于阿德里安堡晚期（译注：终于阿卡）的最后著作阶段，巴哈欧拉强调的是人类团结的原则。其中人类是以对话的方式被定义的，即透过磋商和异中求同的方法，作为人类实在的终极实现。

因此，人类诞生的首要条件是人类实在的灵性定义。人类诞生需要一个涉及文化各层面的变革对所有价值观的重新评估。东西方文化都需要以一种能与人类文化，即人性化的文化兼容的方式进行革新。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人类诞生的概念与西方现代性的唯物主义观不同，也与传统主义者的宗教方法有不同之处。这两个对立的概念实际上又彼此非常相似。即两者都是去人性化过程的表达。在我们当前的政治纷争中， 西方唯物主义者和东方的宗教传统主义者，都是以否定对方来定义自己的。

东方宗教传统主义把矛头指向西方现代性的殖民主义历史，通过否定殖民主义来使自己的压迫性狂热得到合法化。西方唯物主义又通过反对东方宗教狂热主义对所有基本人权原则所犯下的可恶暴力，来庆祝其唯物主义的理性所在。

这两种理论都忽略的一个事实是，这两种观点都有一个共同的基本原则，就是把人降低到自然界的水平。因此，巴哈欧拉对唯物主义的批判，同时也是西方军国主义现代性和东方宗教狂热的批判，后者将上帝和宗教贬低为特殊主义、歧视、暴力和压制良心自由的一种工具。

西方的现代性和东方的灵性都蕴含涉及人性化文化的崇高原则。现代性公认人作为一个理性者并基于理性而致力于社会秩序的建立。这是一个崇高的项目，因为它将人类的真相理解为灵和识。东方宗教传统也是基于对人类精神本质的基本信仰。这种神秘的世界观是人性化工程的精髓，也是对人类诞生的呼唤。西方现代性和东方的宗教虔诚，必须根据这些蕴含的崇高原则来加以重建。但这也需要从根本上驳斥现代性的唯物主义观与宗教的传统主义和压制性定义。

巴哈欧拉的基本教义，通常称为“十二条原则”——其实至少有十六条 ——就是针对宗教和现代性的重建和重新阐释所提出的。其中一些原则直接针对宗教传统主义的批判。所有宗教的合一（同源）、演进的启示、信仰和理性（科学）的一致、消除偏见、独立调查真理、普及教育、男女平等以及最重要的是，宗教必须是团结与和平之因，否则无宗教胜于有宗教，所有这些都直接挑战了传统的宗教观念。还有一些原则则直接挑战了唯物主义者的现代性逻辑。

普世和平的理念、对民族-国家主义的批判、人类一体的原则、人类对灵性教育的需要、 经济正义的必要性、消除各种偏见、男女平等、辅助性世界语言的观念和人权原则，都直接解决了现代性的问题，并呼吁是基于人类作为人类的诞生所建立的现代性。

直接挑战去人性化的宗教和物质主义形式的巴哈伊信仰的一个关键概念，乃是灵性与普世主义的对等。在巴布和巴哈欧拉两者的圣作中，道德的本质皆被定义为一个灵性化的过程、一个人类成为反映上帝的镜子、在他们的情感和行为中反映神圣属性的过程。阿博都-巴哈把这同样的过程定义为遵循“上帝的政治”，这是一种与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有着质的区别的政策。这种神圣政治的界定特点乃是它的普世性。上帝创造了一切，爱众生，养育众生，慈悲众生。祂的雨露淋在每个人身上，祂的太阳照耀着所有人，祂的大地为所有人提供食物。人类的政治必须遵循同样的普世主义的原则，遵循神圣政治，以实现人类的普世利益为目标。

同样的原则也是巴哈欧拉对政治和宗教领袖的建议基础。

祂呼吁他们努力为全人类的利益服务，为世界带来和平、正义和团结。但这一原则最引人注目的表达，乃是阿博都-巴哈经常声明的，凡是“普世的”就是“神圣的”。例如在一次谈话中恰逢诺鲁孜节（Naw-Rúz 巴哈伊新年 ），阿博都-巴哈说，人类的慈善行为通常仅限于特定的一群人。但是在这个时代，因为是彰显大慈大悲者圣名的时代，善行就是凡造福全人类之举，因为所有普世的东西都是神圣的。不幸的是，西方现代性的历史经常是一种非人性化和特殊主义的历史。虽然西方现代性以抽象的方式承认所有人的尊严，但它却是一部系统的特殊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暴力、父权制和军国主义的历史。这种物质文化的结果是消费主义、对肉体的痴迷、对环境的破坏、极端的军国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对生存斗争文化的颂扬，其中人类被定义为仅是实现自恋式的享乐、物质的积累和权力的欲望之手段或障碍。巴哈欧拉对西方十九世纪的这种物质文明的扭曲本质提出了警告。祂认为，西方物质文化并不能通过致力于人类灵性定义中固有的普世价值观来保持平衡。祂说，其结果是文明失去了节制而必然变成军国主义。军国主义对巴哈欧拉来说是一种现代性形式的逻辑结果，即一种特定性形式，且把人类贬低到自然和物质存在的层次。

随着达尔文模式的出现，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广泛逻辑，成为现代性的两个主要制度，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来定义人类的指导性观点。竞争和追求私利成为主导市场中的人类行为的原则。然而，同样的原则又将民族/国家美化为自然状态占主导地位的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单位，这又是一种把人类贬低到自然水平的世界观。在自然界中，生存斗争意味着一场所有生命对所有生命的战争。现代性的概念，无论是颂扬纯粹的资本主义或是极端形式的国家主义，个人和国家都陷入为敌对和威胁性的对手和敌人所包围的纯粹自助逻辑里，因而成为一种军国主义和隔阂疏远的邪教。

但驳斥西方现代性的非人性观点，并不意味着对东方宗教的传统主义之颂扬。当我们审视这种宗教传统主义的主宰形式时，我们目睹了一个悲剧性的悖论。宗教就其本质而言是对人类灵性本质的肯定，并呼吁对将人类贬低到物质和自然物体水平的终止。然而矛盾的是，宗教被其跟随者理解和实践的方式，一直与宗教和有神论（敬虔）背道而驰。

宗教传统主义主要是一种去人性化的策略，一种把人类变成陌路人和相互敌视，对非信徒的奴役、对妇女的暴力和歧视的合法化，以及基于宗教认同下对人类的权利歧视的策略。现有的宗教经常成为滋生仇恨、暴力、歧视和疏远的温床。不同宗教团体的成员经常彼此觉得对方肮脏、仪式不洁和污染；不但避免与其他宗教团体进行交流和表示友谊；还把歧视、审查父权制合法化。本质上，一个传统主义者宗教的主要功能是将人类的实在贬低到自然层面。其中为生存所做的斗争遂成为游戏规则；仇恨和暴力成为神所默许的美德，其他人都是陌路人与敌人，都是应该被制服、镇压、甚至灭绝的对象。

这也许是宗教史上最令人困惑的现象。宗教的目的是遏制人性中自然和暴力的一面，并鼓励人类转向他们的灵性实质，并将所有其他人也视为灵性存在，都视为上帝的镜子，都是神圣和美丽的，并都被赋予平等的权利。然而我们却假上帝与灵性献忱之名义， 鼓励着我们低下本性中最卑鄙、最残忍、最无知和最讲特殊主义的方面。这种宗教非人化的极端形式之表现乃是叛教法（irtidád）的制定。

犹太教徒、基督徒和穆斯林都在中世纪实行叛教法，但如今仅限于某些自称伊斯兰教的国家还在实施。根据这项法律，如果一个人出生在穆斯林家庭，之后决定改变他的宗教信仰，他或她就应该被杀。换句话说，行使一个人的理性和意识，成了可以判处死刑的终极罪行。宗教退化为自然主义和物理性质之物。不仅是良心的自由不被承认，它甚至变成了一个终极罪过。叛教法将人类变成自然界物体，去除他们的人性，并通过行使他们自己的理性，以暴力拒绝他们的自决尊严。

假上帝和灵性的名义，我们见证了人类终极的去灵性化和去人性化。

因此，巴哈伊信仰的世界观已经从根本上重新诠释宗教和现代性的概念。将人定义为灵性存在，成为神的一面镜子，成为一种对歧视和疏离文化的拒绝，并确认以对话和磋商的制度化致力于实现人类的普世利益。

将人定义为人的第二个条件是对历史意识的肯定。

根据这个观点，人类的灵性特征必然会导致一个充满活力和自我创造的人类生命。作为一种精神、理性和意识，我们人类不是由外在自然界所决定的静态对象。意识意味着永恒的不断变化、自决、自由、深思熟虑和进步。令人好奇的是，达尔文对人类生物进化的强调，是与巴哈欧拉的《笃信经》（Book of Certitude）里所强调的人类灵性历史的进化之概念同时出现的。虽然这两种观点都强调了进化和变化，但巴哈欧拉推论人类历史的演变和活力乃是从精神的本质出发的。造就以文化和历史为特征的我们的实在，并非源自我们的生物或物质特征。反之，是我们的精神本性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历史、活力和文化变革。巴哈欧拉强调，进化和历史意识并非通过把人类贬低到生物本性，而是通过把人类自各种形式的唯物主义和自然主义还原论中解放出来而得到 的。

历史意识的对立面乃是传统主义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是一种非人化的崇拜。人类在其中变成静态之物，而不是由他们的审慎意识和选择所定义的，反之，是由他们盲目的惯性和对过去的崇拜所定义的。这种传统主义可以宗教或非宗教形式出现。传统主义的宗教形式将过去宗教的律法定义为对全人类具有永恒的约束力。从这样的角度出发，宗教成为历史、进步、创造力、理性和人性的公敌。结果是，任何改变都被认为是对神的旨意的违反。因此所有宗教都成为终极的宗教，总之，宗教律法变成是一成不变的，直到“末日“。以上帝的旨意为依据，遂成为一种对进步和社会公义的反动倾向和敌对性的强大力量。这就是巴哈欧拉强调历史性意识采取了渐进式启示的学说形式之理由，这是一种激进的历史性表达，其中动态变化的原则不仅适用于人类机构的领域，也适用于神圣启示的领域。

我们的知识界是一个混乱和困惑的世界。我们见证了三种相互竞争的观点之间未决和持续的战斗：前现代性或传统主义；现代性或理性主义；后现代性或文化相对主义。

人类的诞生需要

对这三种观点重新作出评估。前现代文化是一种传统主义文化，其中的人类行为和社会现实必须不受人类的决定和理性的制约，而是受自然规律支配，固化为一种传统的形式，通常是基于生物特征，例如年龄、性别、家庭、宗族、种族或出生国籍等因素。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将这种权威形式称为“传统权威”，其中的法律是以自然界来推断的，因此是固定不变的。在这种文化中，人类不仅被降格至自然水平，同时也被僵化了；人类乃成为固定不变的自然界物体，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而人类不被自然而被文化定义的观念是，人类不仅仅是自然产物，而是具有意识与理性的实在，因此能创造环境并制定自己的法律的事实，这乃是传统主义世界观所缺失的。

现代性反对传统主义, 部分也是基于对这种退化和去人性化的反应。现代性则将人类定义为理性的存在，这意味着社会必须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传统权威的反面成了法律理性权威，这意味着法律不是一个自然的现象，而是一个由人类思维所决定与立法的东西。因此，现代性对传统主义的驳斥，乃是一种将人类从自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项目。不幸的是，尽管西方现代性将人类定义为理性的存在，并美化了理性的概念，它却导致了与人类的尊严完全相反的思想和实践。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父权制、消费主义、自私以及军国主义只不过是现代去人性化形式的几个例子。

部分出于对这一现象的回应，导致西方哲学家越来越多地拒绝现代主义而改采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摒弃了理性的观念，取代以多样性和差异性的价值观。与理性主义的主张不同的是，后现代主义支持文化和道德上的相对主义，拒绝一切普世主义。根据这种观点，没有所谓普世人权之类的东西。好坏是通过文化和传统来定义的，而文化本身又不能根据更高的或普世的原则来批判。因此，好坏最终的唯一标准就成了现有的文化和传统。讽刺的是，后现代文化又回归到在前现代传统主义中占主导地位的对传统的膜拜。然而，后现代世界观是自相矛盾的。虽然它拒绝接受任何道德的普世原则，它却支持所有文化和传统中的平等权利。然而，这种相对主义从根本上却与多样性的观念不一致，因为在这种相对主义中，种族主义文化与人道主义文化一样好，一个假部落、上帝或国家之名所进行的种族灭绝的文化，与重视人权的文化是一样合法的。

从巴哈伊观点看，人类的诞生需要超越前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这三种观念。东方宗教的传统主义和西方唯物主义的现代性之间的关键链接，乃是将人类定义为人类的第三个条件之缺失；换言之，即人类的对话之定义。西方现代性通常将理性的概念简化为一种自私的策略，其中的意识变成与他人分离的孤岛。在这种观点下，其他人类就跟自然物体一样，都成了实现个人自私目的的工具。宗教的传统主义也是如此，这是一种把人类区分为不同类型的意识形态，并将权利歧视、暴力合法化，而且剥夺了人们最基本的人性元素即良心的自由。

这个谜题的关键在于理性的概念。现代性在拒绝传统主义和去人性化的倾向上是正确的。但不幸的是，在现代定义中，理性只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小算盘。理性被定义为实现自己私利的有效方法之使用。换言之，唯物主义现代性，将人的本质定义为不过是另一种生存奋斗的形式而已。理性成了仅是我们天然欲望的仆人的一种有效技术罢了。其他的人类再度成为我们的敌人，或图谋己利的工具。难怪这种理性主义成为特殊主义、军国主义、消费主义、殖民主义和破坏环境的正当理由。但是后现代性对这个问题的反应同样是被误导了，后现代性成功地完成将所有人类与所有人类、所有文化与所有文化隔阂开来的任务，并摧毁了沟通、对话和相互理解的可能性。这样的世界必然变成另一个为生存斗争的舞台。

其解决之道乃是对理性的重新定义。人类作为灵性存在乃是由理性和意识所定义的，但这个理性是由它的普世主义和超越一切特殊主义的形式所定义的。理性的真正本性变成超越时空界限的力量，并重新发现全人类的灵性之身份与合一性。在这个理性的定义中，把人类提升至自然领域之上，并发现实在的真相。换句话，理性成为人性化的战略本身，一种对人类一体性文化的肯定，一种对人类和众生的内在美和神圣性的发现。

这种对理性的新定义与阿博都-巴哈对万物相互关联的强调是相对应的。万物的终极真相乃是他们之间的相互依存或相亲相爱的关系。祂把爱定义为由事物的本质所产生的必要关系。祂也以同样方式定义了宗教。此外，祂还以同样方式定义了自然与知识。自然、理性、宗教和爱的真理都是同一回事，这是万事万物之间的必然关系，一种不是事物真相的偶然关系，而是万事的相互依存关系的必然结果。应用于人类领域中，这个想法乃采取了人类一体原则的形式。在这样的观点下，理性是根据所有人的多样性之一体性（unity in diversity）来定义的。真正的理性采取人类之间的对话形式，一种基于所有人之间的必然一体性（合一性）之承认下的对话。

巴哈欧拉把理性作为一个对话的、和主体间现实的激进新阐释，所举的两个主要例子尤具启发性。首先，巴哈欧拉将理性的完美和成熟，定义为磋商。在一份未经翻译的表述中，巴哈欧拉确认，每件事都有一个完美和成熟的阶段，理性的成熟和彰显就是通过磋商表现的。 换言之，真正的理性不过是磋商。因此人类的一体、正义与和平，都离不开磋商原则。

第二个例子见于巴哈欧拉把理性（智慧）识别为人性的成熟，和祂对此社会理性化阶段的标志和特征之识别。首先，祂识别了人群中理性出现的迹象，乃是一种以普世服务的渴望取代主宰欲的文化之出现。用巴哈欧拉的话说：“你看到有些人对世俗权力表现出喜爱，并以世俗名声自豪的事实，乃是出于他们的疏忽之故…… 世界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没有人愿意再独自承担王权的重量。那个日子就是人类彰显智慧的日子。”（Majmú’iy-i-Alváh-i-Mubárakih，125-26)。

有趣的是，巴哈欧拉将人类成熟和理性化的另一个标志确定为一个通用辅助语言的制度化（《亚格达斯经》Kitáb-i-Aqdas189段）。圣言（Word语文），巴布著作里作为上帝存在的主要证据，成为将人类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社会机制。这种普世性语言是理性的对话特征之终极表现。现代社会理论和哲学已明确证实理性的对话概念之准确性。的确，笛卡尔的表述 “我思故我在” 是一个革命性和进步性的陈述，它将人定义为意识，而拒绝将人贬低为自然主义群体、传统和依恋的特殊主义产物。然而笛卡尔的观念将意识简化为只是一个与其他存在物隔绝的主观孤岛。其结果乃是对一个人的特定性和独立身体之意识的无意识认同， 而把理性变成不过是个人自私激情的奴隶。

然而，社会理论已经明确了意识与语言之密不可分，因此预设了一个人类主体间彼此对话的过程。例如，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的理论，讨论了玩耍、游戏和概括他人的连续性阶段所产生的意识发展的动力。我们学习采用他人的态度和角色，将自己置于他人的位置，以及将他人内在化，以便我们可以进行（主词的）我和（受词的）我之间的内部对话，后者代表内化的他者。这种意识发展的决定性表达，当然就是语言了。但是语言预设了一群人的主体间的协议。因此，意识从根本上说乃是一个主体间对话式的过程，其中他人的存在是以个人意识的存在为前提的。我们通过语言、通过人类创造的符号来思考。语言是属于超越自然领域的精神领域，是参与由精神所创造的世界之活动。但这种创造的性质本身乃是一个对话的过程。巴哈欧拉更进一步阐明，人类理性的出现，不是由语言所简单界定的，而是由普世性语言所界定的。理性的真正实现乃是人类之间普世交流与彼此和谐的文化之实现。

这种将灵性与普世性和爱相认同的对话视角，代表了一种新文化，其中的民族主义式的军国主义、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各种形式的偏见和特殊主义以及宗教狂热主义，都被转化为一种人类一体、普世和平、正义以及人权的文化。

阿博都-巴哈圣作中的人类诞生

人类的成熟，对团结与沟通的文化之肯定，乃是真自由的实现。显然, 自由的问题与人类的定义以及其灵性的诞生密不可分。阿博都-巴哈提出了一种自由和真解放的独特理论。然而，祂的理论根植于巴哈欧拉的真正解放的观念。巴哈欧拉在《亚格达斯经》中批评了享乐主义式自由的自由主义和唯物主义理论，但却肯定了真解放的神圣性。然而祂在一篇书简里，就普世主义的文化认同，定义了真自由的实现。祂引述祂的名言：“爱自己的国家不值得骄傲；爱全世界才值得自豪。”（《巴哈欧拉著作选集》Gleanings 250段) 并将人们在意识中实现这一原则，视为真自由的实现。 

在巴哈欧拉的著名段落中，祂把祂的普世主义原则，通过重新定义荣誉和荣耀的概念，应用到爱国主义的主张里。当一个人的爱国之情与他对全人类的爱结合时，就实现了真正的荣誉。然而，如果一个国家的团结意味着将其他国家的人民贬低成陌路人、工具或敌人的程度时，这就不是真正的荣誉。显然，巴哈欧拉对爱国主义的重新定义，乃是对基于民族优越性的爱国主义之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明确驳斥，因为后者的道德感乃是以牺牲他人为代价以追求自己国家的利益来定义的。伟大的美国社会学家托恩斯坦•Type equation here.维伯伦（Thorstein Veblen），在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写了一本关于战争与和平的书，认识到民族主义式的爱国主义乃是一种造成国与国竞争、令人反感的制度。他辩驳道，这种爱国主义与和平是对立的。正如在市场关系领域，两者对荣誉的追求都表现在令人反感的比较上，把市场关系中的休闲和浪费变成经济优势的标志；而爱国主义则代表着诸国间的斗争以求取优越感。维伯伦坚称，一个理性的社会是一个拒绝这种浪费和非理性思维习惯的社会。

换句话说，对巴哈欧拉而言，真正的自由乃是体现在爱国主义被重新定义为所有国家和文化在多样性中求合一性（异中求同）的时候。反之，自然状态或国际关系中的无政府状态，及其爱国主义的传统主义逻辑，会将人类社会贬低为丛林的水平，其中的特殊主义道德观，会要求对其他国家进行剥削、物化、主宰甚至灭绝的行为。同样的普世主义逻辑，导致巴哈欧拉对现有民族主义机制的排外主义暴力之质疑，并代之以 “地球乃一国，人类皆其民” 的革命性原则。

这一个“自由” 新定义在阿博都-巴哈的圣作中有更明确的论述。按照阿博都-巴哈的说法，真正的自由如同人类从自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一样。真正的解放和自由无异于人类的诞生。但这种从自然中的解放分两方面。第一是指人从外在自然中的解脱。这意味着人类从自然的限制中摆脱出来的自主性之增强，与人类从其周围环境逐步强化的自主性。这方面的自由是通过科学技术实现的。正如阿博都-巴哈经常指出的，通过发现自然规律，人类得以操纵这些规律，从而摆脱了自然的限制。人天生注定被束缚在地表上行走，但通过飞机的发明，我们得以飞越地球。

然而，这第一种形式的自由并不是自由的充分和真实的实现。事实上，这正是唯物主义现代性面临的主要问题。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都经常批评这一事实，即科学和技术已成为破坏和杀生的工具。因此，军国主义代表了一种技术自由并不伴随精神自由的文化。这种不平衡构成了不仅对自由，也对人种存在本身的重大威胁。

因此，真自由不仅依赖于对外在自然的挣脱，也需要人类对内在自然束缚的挣脱。这种内在的自然就是把人类社会视为丛林而有的生存斗争的原则和习惯。为确认自由的新定义乃巴哈伊信仰的核心原则之一，阿博都-巴哈说：

在巴哈欧拉的教义中，人的自由是通过理想的力量，使他得以从自然界的囚禁中解放出来；只要人成为大自然俘虏的一天，他就是一头凶猛的动物，因为生存斗争是自然界的迫切需求之一。为生存而斗争是一切灾难的根源，是最大的苦难。（《巴哈欧拉著作选集》 316段）

在这一陈述和其他陈述中，阿博都-巴哈提出了一种理论，即当人类克服了其自然主义的自我异化时，人类的自由就实现了。人从自然的支配下崛起，构成了人类自由的真正实现。阿博都-巴哈在祂的圣作中，将生存斗争定义为自然界普遍存在的规律。但是，人必须按照价值的境界行事，超越自然的境界，以灵性存在行事。动物按生存斗争的原则基础行动，但它们的行为受自然本能的支配，这套体系的总体结果是地球生态的和谐。然而，人类不受本能的支配，因为他们被赋予了动态的理性。因此，如果人类按照生存斗争的原则行事，结果将不是生态和谐，而是通过破坏环境和核武战争导致的地球生命之灭绝。社会达尔文主义，其广义上的定义代表将人类贬低到自然水平。另一方面，和平、正义、团结和沟通的文化，代表了人类自我异化的克服、人类的诞生、真正的自由。

阿博都-巴哈在写给海牙和平委员会的同一篇书简中，更进一步解释了人类被束缚在生存斗争法则中的原因。因此将人类降低到自然层次，就如同一种把人类定义为相互对立的身份之文化和社会秩序形式。

暴力和战争就是这种文化和社会秩序的必然后果。但人类之间为生存斗争的真正主导肇因无非是各种形式的偏见。因此消除所有偏见乃是在人类社会实现真正的自由之关键。人们是由于性别歧视、民族主义、宗教、种族、民族和其他形式的偏见，将彼此视为物体、动物、陌生人、敌人和工具。在人世层面的生存斗争和各种文化偏见之间的有机联系，经常得到阿博都-巴哈的证明。例如在上述同一书简中祂写道：

在巴哈欧拉的教义中，宗教、种族、政治、经济和爱国偏见摧毁了人性的大厦。只要这些偏见盛行，人类世界就永不安宁。因为6000 年的历史告诉了我们人类世界的情况。六千年来，人类世界一直没有摆脱战争、冲突、谋杀和嗜血。在每个时期，总有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发动战争。那场战争总是起因于宗教偏见、种族偏见、政治偏见或爱国偏见。因此可以确定并证实，所有的偏见都会破坏人性的大厦。只要这些偏见持续存在，生存斗争就一定会起支配作用，嗜血和贪婪也继续发生。因此，即使过去是这个样子，人类世界除非通过放弃偏见和获得属天的道德，否则将来也无法从自然的黑暗中被拯救出来，也无法获得光明。 （《巴哈欧拉著作选集》  313段）

我们可以看到阿博都-巴哈有关自由的讨论，和巴哈欧拉把全球与普世主义的意识与价值，认同为真自由之间的密切联系。这种观点显示了宗教传统主义和唯物主义现代性两者之间的局限性。这两者都以特殊主义和带有偏见的前提来定义人类。例如，宗教偏见把人类社会变成了丛林，将人类降低到自然的水平。人类的唯物主义定义，将市场和国际体系也变成丛林。随着传统宗教的政治化，唯物现代性和宗教的传统主义，都在其社会功能上变得难以区分。两者的一个重要共同点是军国主义。事实上，巴哈伊对唯物主义的批判主要是对暴力和军国主义的批判。同理，巴哈欧拉警告宗教狂热的暴力是毁灭世界的大火，和祂废除圣战的概念都代表了同样原则。

物质文明必须伴随着人类的精神定义，否则我们的科技会使我们变得更强大、更具破坏性，但更不文明。然而我们的宗教必须成为团结与和谐之因，否则它们就只是去人性化和去精神化的形式而已。

将人类降低到自然水平的两种形式的解决之道乃是理性的实现。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阿博都-巴哈确认了人类为生存而斗争的来源乃是各种偏见的形式。但在祂的书简中，祂也指出了所有偏见的最终根源。根据阿博都-巴哈的频繁表述，偏见的根源乃是人类生活中缺乏对真理的独立调查。因此，是习惯和传统主义的力量把人变成无意识的存在，他们变得无法认出他人的人性，无法以普世主义的方式思考和感受，也无法按照真正的正义和道德行事。换句话说，当我们拒绝为自己独立思考，而只会模仿当前或过去的特殊主义传统，不是通过我们自己的眼睛而是通过别人的眼睛看待事物，我们就沦为偏见的奴隶，成为广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牺牲品。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运用我们的理性，独立调查真理，用我们自己的眼睛看事物，我们就能超越特殊主义的范畴，承认众生平等，发现众生的集体认同和相互联系，并以交流、磋商和对话的方式去感受和行动。巴哈欧拉在《隐言经》开头所引用的方法论原则，要求我们用自己的眼睛看事物，悖论地变成超越我们特定的自我、承认他人、以普世主义的方式思考而获得真理的策略。理性成为团结全人类的途径，一种发现所有人之一体性的力量。

巴哈欧拉在《隐言经》中的同一陈述揭示了理性的最大讽刺。一方面，真理的调查证实了全人类的一体性，并发现众生的灵性团结。另一方面，人的独立调查也是对人的自主性、个性、独特性、独立性以及与所有其他人的质的区别之肯定。理性的实现需要这种个性和独立，因为作为灵性实体，我们都是自由和独一无二的，无法简化为其他人。然而，这种个性的行使是伴随着对全人类的共同真相之发现而为的。独立探究真理与人类一体的双重原则，乃是人类诞生的不可或缺的条件。乍看两个原则之间似乎存在矛盾之处，但其实没有。正是这两个原则的结合定义了理性、自由，和人性的自我实现之真理。我们必须彻底独立、与众不同和独特，同时我们又必须团结为一体。

正是多样性的合一原则定义了巴哈欧拉眼中的理性和灵性概念的真正意义。没有多样性和独特性的统一是丑陋和呆滞的；多样性而缺合一性则变成了疏远、异化、暴力和丑陋的力量。人之为人意味着在基本独特性和个性化的同时，又发现我们全体之间存在着根本的连通性、互惠性和一体性。这种观点既超越了所有人类的根本外在性和差异性的后现代观念，也超越了集体主义者将个体人类消融入社会、集体和公社般的大一统之观点；这两种观点都把人类异化出人性范畴。多样性的合一原则——或人类一体性与独立探究真理的双重原则——将人类指向从自然主义的生存斗争中解放出来而获得真自由的方向。正是通过这种悖论的文化，人类的面孔终于可以从人类所存在的自然与生物背景中凸现出来。

（资料来源：作者为第29届哈桑·巴尤兹(Hasan M. Balyuzi) 纪念讲座所发表论文
The Birth of the Human Being: Beyond Religious Traditionalism and Materialist Modernity

https://bahai-library.com/pdf/s/saiedi_birth_human_jbs.pdf)

（全文完）

（2023.08.18）